冬至节前夕，弟媳打来电话，说是让我们回老家杀年猪。

次日，恰逢星期天。

(资料图片)

吃过早点，到超市买了些糖果，茶叶，糕点之类准备送给弟媳家的东西；乘着儿子的越野车，从永胜县城出发前往位于县城东南40公里的大箐老家。

小车行驶在柏油路上，平稳舒适，一个小时就到了六德水泥厂。

沿着水泥厂东北方向的盘山弹石公路行驶11公里，便到了六德傈僳族彝族乡北华村民委员会驻地。

从村委会到张家村只有500米左右的距离，以前不通公路。

2012年的新农村建设，不但修通了车路，而且还是水泥路面。

我们将车直接开到弟媳家大门口。家乡的巨变，真是出人意料。走进院子，弟媳一家个个笑逐颜开，我们也感到由衷的高兴。环顾四周，满目都是小康景象：人见人爱的乌骨鸡，看见生人就乱跑；猪圈里有三头只会坐着吃食的大肥猪，还有若干头半大猪和小猪。板楼上到处堆满了稻谷和苞谷。走廊下堆放着无数的大南瓜……

我这一辈子，只会杀鸡，从未杀过猪。

俗话说“猪有三根灵毛”。

平时胖得不想站起来的笨猪，临到屠宰前就会忽然一反常态，变得警惕性很高，样子异常凶猛可怕。

只有那些彪形大汉才敢悍然不顾地冲上去揪猪的耳朵，甚至骑到猪的身上；其他人眼疾手快地跑上去抓住猪的后脚，将其按倒在地，有人麻利的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细麻绳套入猪的嘴巴中间，上下两个回合就让猪嘴动弹不得。

屠夫挽起袖子，将一把30多公分的寒光闪闪的锋利尖刀使劲刺入猪的胸膛。

只听一声惨叫，随着屠夫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鲜血便如注般喷涌而出。

我不敢帮忙，也插不上手。

他们就让我在一旁歇息，我只是每隔半小时就点一支香烟送到他们嘴边。

看着大伙为丰收而欢快忙碌的情景和大门外的小车，我的思绪情不自禁地被拉回到五十年前。

三天才赶个永北街的艰难历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极其困难，真可谓家徒四壁。

有一年的冬天，刚刚步入少年的我跟随父亲去赶永北街。

为此，母亲准备了很长时间。

其实，我们要背到街上卖的东西只是平时舍不得吃才积攒下来的百十个鸡蛋，几十斤葵花籽，以及母亲手工纺做的纳鞋底用的苎麻线。

还要背上每人六顿饭的口粮，因为那时候最缺的就是粮食。

那时家里买不起时钟，穷当益坚的父亲就靠观星斗，听鸡鸣来计时。

凌晨四点左右，父亲就起来做饭。

饭煮熟了才把我唤醒，睡眼朦胧的我慌忙地洗脸，吃饭。

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和母亲用破旧碎布制成“布壳子”才做成的凉鞋；用篮子背着30来斤重的东西跟在父亲身后。

父亲背着50来斤东西，手执用松柴劈成细条后扎成的火把；那时候只有下乡的工作队员才用得起手电筒。

父亲平时穿自己打的草鞋，由于长年累月地劳累，一到冬天，父亲的脚后跟处就会纵向冻开多条裂缝，长约一两公分，俗称“趼口子”。

看得见嫩肉的“趼口子”走起路来就因受压而疼痛；负重跋涉时，甚至会鲜血直流。

父亲就把羊油炙烤后滴在“趼口子”上，叫做“烫趼口子”。

有一年，一个亲戚给父亲二两羊油，父亲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上坡下坎地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天亮时，我们来到了六德河边。

河的最窄处，搭着用两根湿松木拼拢而成的“踏水桥”。

桥离水面仅10公分左右，清澈的河水，欢笑着流向远方，还不时把浪花溅到桥面上，让人望而生畏，把过桥视为畏途。

在家时，母亲就反复教我过桥时要胆大心细，眼睛不能望河水，一望河水就会眼花缭乱，胆战心惊。

我牢记母亲的教诲，尽量保持平稳的心态，大胆而又小心翼翼地走在一颠一簸起伏不定的“踏水桥”上，直到踏上对岸时，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在没有桥的漫长岁月中，雨季要过河真是难于上青天，故有“愿隔千山，不隔一水”之说。

过了河，顺着马路走到六德岔河处又上山。

这段路完全是上坡，是一条很少有人过往的羊肠小道。

路的两边几乎长满了有倒勾的“茅针子”草。

这种“茅针子”粘在衣服上就会慢慢地往里钻，让你防不胜防。

如果在这种地放绵羊，善于投机钻营的“茅针子”就会不失时机地粘着绵羊的绒毛，不遗余力地往里钻，直至钻透羊皮，使羊逐渐消瘦。

所以，“茅针子”草多的地方是不适合放绵羊的。

上山难，背着重东西上山更难。

父亲提醒说：“要一来趁早，二来趁饱”。

为了赶路，我们不敢多歇息，每次休息都只是父亲吸一袋草烟就走。

中午，我们在黎明一处有山泉水的地方午休。

冷饭团就凉水就是我们不错的中午饭了。

吃过午饭，我们就可以走从他留营盘到永北城的茶马古道了。

走在历史上曾经盛极许久的茶马古道上，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我想，当年那山间铃响马帮来，骡马成群数不清的情景一定会是十分壮观的吧。

遗憾的是，我们走过时却没有看见一匹马，也未遇到过往行人。

这条千年茶马古道被废弃了。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进步吧。

过了散落在群山怀抱中的小瓷厂(注：解放前叫小碗厂，解放后组建永北陶瓷社)，沿山腰走了一段平缓的路，下山就是大甸尾村。

可以远远地看见永北城了，心里有一种胜利在望的喜悦。

走在永北坝的平路上，感觉并不轻松，反而更加吃力了。

这条与山路相比，可以算是又平又宽的大路，仿佛故意在捉弄我们这些在山道上如履平地的山里人，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你的脚朝前迈，它就故意嬉皮笑脸地把你往后拉，让你的步伐总是迈不大。

走着走着，觉得两条腿也变得僵硬了。

我咬紧牙关，背着越背越重的篮子，顾不得腰酸背痛腿僵硬，终于在天黑前走到了县城；投宿在凤鸣一个姓李的斋姑娘家。

这个四十多岁的斋姑娘，凡是认识她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叫她“大姐”。

解放前“大姐”带着两个小弟弟避乱，流离转徙来到大箐张家村，曾在我家住过数年。

这次见到我们，“大姐”很是高兴，对我们十分真诚热情；虽然只有粗茶淡饭，却让我们从心里感到了一种亲情的温暖。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十字街，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出售葵花籽。

我们的葵花籽粒饱满，光泽干净，卖样不错，一角钱一碗十分抢手。

母亲手工纺做的苎麻线，粗细均匀，柔软白净，长约五尺，经久耐用，是纳鞋底用的极佳材料；一分钱一根也不愁卖。

中午时分，我们的东西就卖完了。

我们终于可以轻松的逛街了。

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只是卖的东西屈指可数。

现在的新华书店一带都是卖柴的人，几乎都是装的泡泡松松的又短又小的杂木柴。

而十字街周围差不多都是三川坝的草席和草鞋，还有做工讲究的撮箕，簸箕，筛箕，篮子，捞虑子等竹制品。

父亲买了三条草席，每条八角钱。

到国营饭店吃饭要收粮票，那时的普通百姓是没有粮票的……

整个县城的房子多数都低矮破旧。

有的房子早已东偏西斜，要不是连成一片，相互支撑着，恐怕早就被大风吹倒了。

往往是一道大门进去小院里拥挤地住着几家人。

只有百货公司等五大公司的房子才是砖木结构的新房子。

在家时就多次听说县政府修了一所四面出水的“洋式房子”。

应我之求，父亲特意带我去实地参观了一下“洋式房子”。

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洋式房子”其实只是一栋砖木结构木楼板瓦屋面的两层办公楼，是庆祝国庆十周年时永胜的标志性建筑。

卖东西换来的几十元钱，父亲包了又包，然后放在贴身的衣袋里，用别针别好，生怕有什么闪失。穷人的钱来之不易，可以说是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是真正的血汗钱。父亲考虑再三，还是买了三十颗一分钱一颗的硬水果糖，准备带回去与家人分享。

吃过晚饭，我们再次上街，想看看永北城的夜景。暮色苍茫的街上，行人稀少，只是偶尔有几处由小脚老奶奶在昏暗的灯光下卖瓜子的摊铺……

第三天，东方欲晓，我和父亲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冷冽的严冬仿佛在向我们示威，趁着黑夜无人时将白茫茫的霜花洒满了大地。

冷得我们的鼻子和耳朵都生疼，就连那些喜欢吸风饮露的蚕豆苗都被冻得底下了头。

然而，那些看似弱小的蚕豆苗仍在顽强地抗争着，耐心地等待着太阳出来收拾那些得意一时而逞性妄为的薄霜。

太阳出来了，蚕豆苗抖落身上的霜花，昂起头，挺直腰，带着感恩的微笑向明媚的太阳致敬；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蚕豆花儿却永远是朝南的。

沿着来时的山路往回走，觉得轻松了许多。不过，近35公里的山路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体力消耗殆尽。回到家中，也要盏灯吃饭了。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人很累，坐下就不想起来了。

“吃晌午饭了，吃晌午饭了”。

弟媳清脆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山村里只喂苞谷和野草，养殖周期长达一年半以上的猪肉，吃起来口感就是大不一样；我有些近似狼吞虎咽地不雅吃相，引来大家开心的笑声。

趁吃饭大家在场的机会，我问弟媳猪肉钱怎样算？弟媳爽朗的大声笑起来，笑够了才说“堂屋里杀猪，院心里卖，便宜不出外”。

我就收点本钱吧。

吃完午饭，时间已近下午三点。大伙七手八脚地帮忙我们装车。一头猪的肉，外加弟媳送的两百来斤苞谷，车装不下了，这回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满载而归了。下午六点，我们顺利平安舒适的回到沧城家中；感觉犹如一次开心的春游。

回首望，多少往事历历。我少年时倍尝艰辛；青壮年时因公而忙；晚年又躬逢太平盛世，一生经历了社会变革的多个时期。当年三天才赶个永北街的艰难条件和靠人背马驮的原始交通，已随岁月淡淡而去。奇迹般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交通和快捷的通讯。一种对新时代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渐渐升腾，慢慢回荡，暖暖的，许久都无法平静……

作者：张加洪

来源：永胜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图片：美丽永胜